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产能过剩”问题。据相关资料，2015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确实非常严重。2001~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40%左右下降至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0%左右下降至40%左右，中国居民消费处于发展型消费阶段。到2020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将下降至30%左右。因此，这一次的产能过剩是一种长期性过剩。
海外需求与产能过剩不是对称关系，过剩产能作为“供给”，与亚洲基础设施“需求”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由市场信号导引的“对接”。仅仅依靠对外资本和产能输出，也难以根本解决和化解产能过剩。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对症下药。对于长期性过剩，应该从供给端入手，主动收缩产能和提高经济质量。如果我们过分乐观地估计产能输出对于解决长期性产能过剩的作用，可能不是理性的选择。
当下，我们最应该做什么？一是将政府的规划转变成企业的行为，最终走出去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在真实需求存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条件下，企业行为才会发生；二是要认真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一个具体项目的风险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风险的存在、哪怕是潜在的存在，都足以让“一带一路”的项目滞后、受阻或者失败。建立营运风险评估和国家信贷风险评估是基础性工作。基于风险评估，可以为相关企业提出在某地计划投资的风险预警建议。根据其风险程度，分为严重风险、中度风险、一般风险。企业可以参考这样的预警和提示，研判投资和营运管理的具体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