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M网讯：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海外企业绝大部分都没有在海外分支机构或项目组中设置环保安全部门或专员。我国金融机构本身同样缺乏在矿业、林业以及其他影响环境的工程方面的相关标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厄瓜多尔承建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地13日发生一起严重事故，造成正在施工的3名中方员工以及10名厄瓜多尔工人死亡，另外还有7名伤者正在医院抢救。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证实，事故发生在13日22时左右，据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水电站竖井开挖过程中突然发生塌方，造成部分施工人员被埋。
中国水电承建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是迄今为止厄瓜多尔最大的水电站项目，该项目合同额近20亿美元，装机容量1500兆瓦。
2001年，国家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找投资机会，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走出去”战略。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超过1070亿美元，但同时，涉及环境、劳工权益、社区发展、商业腐败等多方面问题也日渐增多。
“走出去”背景下的农业冲突
“不论是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都展现出中国影响世界的抱负，而这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12月9日，非营利性的研究与咨询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蔡菲菲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相对水电、矿业等投资，中国农业的海外投资规模是非常小的。“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流/存量占对外投资总流/存量的比重均不足2%，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农业直接投资占比都不到1%。”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研究员何君说，但“投资秩序”、“友好、可持续”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
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中国务农企业投资海外后，由于投资经营方式、并购手段不同和风俗习惯等差异，甚至与当地政府、企业及民众发生冲突。一些企业掠夺性的开发，也破坏了当地的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据本报记者了解，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有303家投资机构在境外设立了379家涉农企业。
2014年，中粮集团出资28亿美元收购了荷兰Nindera集团，创下了中国粮油行业有史以来海外并购之最。中粮集团还出资15亿美元，收购了香港来宝集团(NobleGroup)股权，以拓展糖、大豆和小麦业务；2013年，光明集团出资16亿美元，并购以色列Tnuva集团；双汇集团出资71亿美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股份和债务，拓展猪肉加工与生猪养殖业务，这是中国企业赴美最大投资案；2012年，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6亿元人民币，联合股权收购澳大利亚库比农场(CubbieGroup)，构建全球化的棉花供应链和产业链。
何君介绍，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近期牵头出台了《境外农业投资良好经营及社会责任公约》，明确要求我国境外农业投资者遵守国际贸易投资相关协定及境外投资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避免与当地政府、企业及民众等发生直接冲突。
该公约还要求我国境外农业投资者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适当参与和支持境外投资国（地区）的教育、卫生、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从事境外农业投资和经营，应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促进投资国（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乐施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邻近的湄公河地区，老挝和缅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国家的主要农业投资对象。
乐施会的调查报告《缅甸新兴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减贫的机遇与挑战》称，中国的罂粟替代种植项目为来自缅甸中部干旱区和三角洲地区的移民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罂粟替代种植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房屋、供水、学校和卫生设施。
但该报告也反映，“小农户权益未得到足够保障”，部分农民丧失土地使用权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贫困农民及丧失土地的人处于不利地位；工作不稳定，工资较低；不对称的议价能力，存在签订不平等合同的风险；部分农民被迫卷入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竞争中；在从自给自足农业过渡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
在缅甸，订单农业的风险也没有获得平均的分摊。该报告称，如果收获期的天气不好或者市场价格下降，农民将蒙受经济损失。他们的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影响。气候变化导致的降雨延迟或干旱越来越普遍，常会使产量少于预期。
该报告还称：“部分农业投资企业疏忽生态环境影响”。不少在老挝和缅甸的外国农业投资造成大量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会造成土壤退化和侵蚀，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矿业投资中环境等问题突出
“不论是以境外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境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计算，矿业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最重要行业之一。”环保组织创绿中心研究员毕连珊介绍，矿产品的出口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成为国内经济在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创绿中心自2012年6月到2013年12月期间，对包括中国、老挝、柬埔寨和秘鲁在内国家的中资企业投资项目展开了调研，并刚刚完成了“中国矿业投资：国内和海外的发展、影响与监管”调研报告。
毕连珊介绍，目前，中国矿企在全世界范围都很活跃，从最早的国企主导，到现在民营企业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战略和方式也愈趋多元化，包括在当地设立全资子公司，或与其他中资企业、当地企业或外国企业进行合资；一些项目还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或以股权并购的方式进行。
“中资企业习惯于优先发展与东道国政府强有力的关系，而较少考虑与当地社区和民间组织建立良好的沟通，这反而让项目更容易出现问题或增加企业的负面报道。”毕连珊说。
调查显示，中国在海外的矿业投资给东道国带来了大量潜在的收益。如中国国内的矿业投资一样，海外项目潜在地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利润、燃料等所征税收，特许权使用费，土地租金和许可证费用等都给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在2002年至2013年5月期间，五矿MMG公司运营的老挝Epon矿的直接收入达到了10亿美元。中国铝业和力拓矿业集团计划合资在几内亚开发铁矿、修建铁路和港口使该国GDP翻番。矿产品同样可以惠及二级行业，如生产农业、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开发所需的材料。
矿业项目也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境外企业共雇用149万人，其中非中国籍雇工达到70.9万人。中国的投资在赞比亚共创造了5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来自矿业领域。中国铝业和力拓矿业集团声称，合资公司为几内亚提供了4.5万个工作岗位。
“短期内，矿业项目可以提高GDP，如果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或导致社会不稳定，那么从长期看是得不偿失的。”毕连珊说。
上世纪90年代，首钢集团购买了秘鲁Hierro铁矿，成为了首个进入秘鲁的中国矿业公司。但这家公司在随后20年里遇到了不少麻烦。因违反当地环保法规受到四次罚款，其中包括向大海倾倒废水等。2006年，伊卡地区政府宣布该矿井区域进入“环境紧急状态”。
今年3月下旬，中国铝业被要求在秘鲁环境部门调查完成之前，禁止在Toromocho矿山进行施工。当地政府部门调查发现，中国铝业将废水违规排放到Huacrococha和Huascacocha两个湖中。
2013年起，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组织起草《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在中、德两国政府的双边支持下，该草案在2014年3月至4月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并于2014年10月24日正式发布。该《指引》呼吁在海外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坚持道德运营；尊重人权，保障员工权益；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尊重利益相关方；优化负责任的矿业价值链；提高透明度。
本土NGO也需参与全球治理
水电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之一，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敏感话题。前两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投资项目就遭遇到当地的叫停。在非洲安哥拉，中国工人和公司往往成为暴徒袭击最多的对象，反政府武装力量也把中国工作人员和设施当成目标。
抗议和反对者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中企的海外投资项目，有可能对当地水文、土地和野生动物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崔守军以位于加纳的布维水电项目为例介绍，该项目由中国水利总公司承建，“不可避免地对当地水文、土地和野生动物产生影响，移民安置也影响到原住民生活。”
2010年，中国工商银行曾表示同意为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大坝项目提供约4亿美元的贷款。但此举立即引起国际上众多环保组织的关注。
国际河流组织政策主管白好德（PeterBosshard，Ph.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项目一旦实施，将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而中国工商银行也将承担巨大的资金风险。”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此前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的环境保护》调查报告介绍，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受关注的地区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从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采矿、大坝、建筑、木材等行业，报告称：“如我国对非洲的大坝建设和石油开采等项目屡被西方媒体指责。”
该报告称，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加工组装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与服务行业是我国对外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这些行业与当地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不加强环境方面的管理，便很容易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海外企业绝大部分都没有在海外分支机构或项目组中设置环保安全部门或专员。我国金融机构本身同样缺乏在矿业、林业以及其他影响环境的工程方面的相关标准。
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更是代表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中国企业也正积极‘走出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对外发展战略，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公共问题。”蔡菲菲说。
本月9日，在多家环保组织联合举办的“超越国界——本土NGO倡导中国企业海外负责任投资研讨会”上，蔡菲菲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关系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也与本国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中国本土NGO（非政府组织）倡导中国企业海外负责任投资，以便为政策倡导打开更大空间。
但目前，相对于政府和企业，中国本土NGO“走出去”的步伐明显滞后，关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机构也十分有限。
本报记者掌握的信息显示，目前已经或正在进行国际化的NGO数量较为有限，且多数具有官方背景，如中国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扶贫基金会等。
这些NGO的工作议题集中，多为扶贫援助项目，较少关注到环境保护、社区发展、性别平等和劳工权益等议题。随着中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中国境内NGO开始关注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对东道国农户生计、土地权属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为改进中国企业的行为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努力。
蔡菲菲表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本土NGO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也将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倡导中国企业海外负责任投资，涉及环境、劳工权益、社区发展、商业腐败等多方面问题，是本土NGO“走出去”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