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3年以来，投资者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看好印度。但由于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所有这一切愈加恶化。虽然由于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从2010年开始经济形势恢复得很好，但众所周知，正如某位汇丰银行分析师在2012年所说，印度变成了一头“喘着粗气的大象”。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下滑至2013年的5%，外商直接投资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30%。
两年后，这个形势发生了转变。在印度做生意的乐观情绪正在持续上升。当2014年5月份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凭借亲商的改革议程当选印度总理之后，投资者的信心出现回升，不过在选举之前诸多积极迹象就显而易见。即便当时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执政下(印度国民大会党陷入政治泥潭，致使其在最后两年的执政期内因政治瘫痪而举步维艰)，印度国大党也做到了允许外资增加在航空公司的投资比例，阿联酋的阿提哈德航空公司(Etihad Airways)率先把握机会，收购捷特航空公司(Jet Airways)部分股份。其他政策(主要是外资在零售企业的所有权)则被政治问题拖了后腿。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在去年夏季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世界各地500多名商界领袖中有53%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进入印度或者扩大在印度的业务规模。在印度进行长期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英国酒业公司帝亚吉欧(Diageo)——收购了印度亿万富豪维贾伊·马尔雅(Vijay Mallya)运营的联合酿酒公司(United Breweries)的多数股份，法国能源公司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瑞典宜家(IKEA)，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与塔塔集团携手合作的星巴克(Starbucks)，英国零售商乐购(Tesco)，联合利华(Unilever)，沃达丰(Vodafone)以及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这些跨国公司都加大了押在莫迪身上的赌注。
跨国公司喜欢印度的原因在于其国内市场。印度人口年轻，相对较穷，印度国内市场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印度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预计到2021年将会翻倍至2,700美元。
尽管如此，在印度做生意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在任何其他大型新兴市场都要大。世界银行按照合同执行力以及做生意的便利性(其中包括监管部门的批准和许可)对各国进行排名，而印度则排在最后。
持续存在的腐败现象也加重了挑战。2013年安永(Ernst & Young)所做的调查中，69%的受访者表示，在印度做生意遭遇欺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成本。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企业律师在一份题为《应对印度：外国投资者的经验教训》(Navigating India: Lessons for Foreign Investors)的14页白皮书中表示，许多外国投资者受到恐惧的驱使可能和受到乐观情绪的驱使一样多，他们觉得必须投资于印度，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他们知道风险很大，结果也极其不确定。
伟凯律师事务所表示，在印度投资的企业需要明白管理各自所属行业的监管规定，谨慎理解法规，并且建立商业保护。该报告的作者写道：“在印度经营的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没有简单的成功规则。但每一家公司都可以从其他公司的经验中获益。”
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的报告，过去一年以来，在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7.4%投向服务行业，18.7%投向工业，其余13.9%投向了农业。
在印度，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些关键行业受到限制。印度国防承包商的外资所有权比例不得超过49%，印度私人银行的外资所有权比例不得超过74%。
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与知名的印度公司携手合作。美国直升机制造商西科斯基(Sikorsky)和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都与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塔塔先进系统公司合作。但并不是所有的合作关系都进展顺利。去年，当沃尔玛明显意识到自己无法很快在印度开设零售商店之后，便撤离与印度巴帝企业集团(Bharti Enterprises)建立的合资企业。印度目前的监管规则允许大型零售商进入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然而他们却要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当地法律制定者，后者掌握着一项投资是否能得到批准的生杀大权，即使在合作双方已经签署了协议之后。
伟凯律师事务所的这份由旗下印度业务负责人南丹·内里维奇(Nandan Nelivigi)为首的几位作者编写的报告写道：“我们对印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即使莫迪总理的改革举措取得广泛成功，改变也需要时间。许多跨国公司在印度扩大业务规模之前，等不及印度经商环境的改善。抓住最佳机遇的竞争已经激烈，而且只会随着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加剧。幸运的是，如今在印度投资已不再是“步入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