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利，老百姓听闻最多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红利和人口红利。前者指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后者指劳动力大存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局面。当曾经的改革开放制度推进到深水区，并且劳动力人口下降之时，“红利终结”的言论难免甚嚣尘上，同时带动虚拟经济萧条论或者实体经济衰落论的紧张感甚至恐慌现象。据此，有些人开始猜疑社会，揣摩政策，各种倾向于“红利终结”的政治经济学言论能够得到最快速度、最大面积的传播。十八大以来，最为热议的中国经济新常态话题，也往往被部分人误解为经济减速或无力增长，而忽视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常态阶段。
释放“三农”潜能，不妨依靠工业和城市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企业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成本过大、房地产存量过高、供给侧结构短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金融体系监管风险等面临的实际问题上，给出了2016年全面的工作任务和措施，明确地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完成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企业减负减税、精准扶贫帮助农民进城、降低商品住房价格，有力地宣誓了新常态下“调结构稳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从表象上的“红利终结”经济难以为继，到实质上的“调结构稳增长”经济持续上行，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这一轮经济工作目标的最终全面实现。
其一，中国有充盈的工业红利可以释放和发展。在创新改革开放体制、以成为世界工厂为导向的30多年发展过程中，至今已经拥有超过800万家总数的生产制造和信息技术类企业，各类企业总数更是超过了2250万家（来源于2015年第一季度悉知中国企业数据报告），其培养出的产业工人也早已经数以亿计。在这样一组数据之下可以清晰地预见，即便是以生产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在一个阶段时间内出现这样那样的经营结构调整问题，经过多年磨砺的企业已经完全可以从日积月累的经验中自发主动创新，去适应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们也同样具有更好的谋生本领。产能过剩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峰值阶段的必然，结构性调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况且过剩产能导致积压的商品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充沛的企业、产业工人、产能，直接带动的是出生产力的提升水平，更是不可多得的工业红利，代表着强劲的释放能量。
其二，中国有丰厚的城市红利可以释放和提升。长期以来，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上侧重于城市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断，截止当前我国人口达千万级的城市或已经超过15个、百万级的或已经超过300个，城镇人口数量也已经超过7.5亿。尽管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城市和人口规模，由于长年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大量投资于城市建设，今天的中国城市普遍以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商业繁荣而显山露水。在许许多多的城市家庭拥有或超过2套住房的情况下，仍然沉淀下了大量库存商品房。当然，富余和存量的商品房是一个庞大的资产财富。城市的教育、卫生、文化、商业等公共设施比乡镇农村更加健全，激发着更多的居民勤奋学习和工作以留在城市生活，也诱惑着更多的乡镇农村居民希望进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和经济的总量显现出无比强大的活力，反映出不可多得的中国城市红利，具备了向社会释放财富的极大潜力。
其三，中国尚有庞大的“三农”有待哺育。从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向工业文明时代过渡，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代表的“三农”，至今仍然处于一个现代化农业产业水平的起步阶段，也是经济全面发展中的短板。在6亿多农村人口之中，还存在着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她们至今依靠出苦力进城打工或者农业种植为生。在多年以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的经济拉动中，农民的消费能力在其中提供了多大的动力，我们无法得出准确具体的分析数据，不得而知。而事实上，他们同样为中国发展的各种红利付出了劳动和贡献。只有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共同富裕，才是全面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标志，这已经得到全民共识。通过精准扶贫、哺育“三农”，让“三农”群体的消费能力获得一个较大较长时间的提升，将促使各类生产要素得到最大化整合利用而提升生产力水平，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消费”这驾马车依然保持马力十足。
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的前置核心，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用工业和城市这两大红利向“三农”释放能量，哺育“三农”获得增量，既能够让人们早日在贫富均衡的环境下和谐生活，又能够保证有永续的十足动力，又平又稳地开好多驾中国经济的马车。
“人无信或无债而不富”的时代要来了？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言，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可以从中看到投资与收益的机会。在高度的政治稳定和巨大的经济红利之下，要坚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必定实现。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同体制下的各类企业、不同形态下的各类产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信用体系建立健全、产能业态求稳求精可持续、产业集中且财富分配有序、科学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将是赖以生存的共同特征。而目标的最终实现，也同时意味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这其中货币增发和通化膨胀在所难免。就像改革开放前1978年时的货币总量，如果不增发，是不可能达成今天的经济局面的。增发与经济增长相当的等量货币是一种常规调节的手段，正常的通货膨胀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保持适量的增发、增长和膨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有目共睹。
拉升经济和增发货币反映到生活层面最直接的现象，就是老百姓手里的现金会向着反方向加速贬值，需要通过适合的资产配置去应对通货膨胀而避免贬值。老百姓的钱袋子一方面可以通过向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获取合法红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力在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中获取合理收益，高诚信度的广泛投资渠道将是城乡居民的资产配置最佳方式方法。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无信或无债而不富”的时代即将到来，而未来的“富”代表的或许不再是“钱”，是精神文化和物质资产共同结合的“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