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总值为5.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5.9%，其中出口3万亿元，进口2.2万亿元，分别下降4.2和8.2个百分点。虽然3月单值显现诸多积极因素，但长期面偏紧的外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从国际上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其2016春季外贸形势报告中将今年全球贸易的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反映了外需依然疲软的事实；从国内来看，以低成本要素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外贸优势持续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充分建立，导致可以带来贸易创造效应的外商投资规模在不断缩减。以日资为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15年底针对在华日资企业所做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预计2016年营业利润恶化的企业中有60.1%认为人工费上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占比最高的选项；而所有受访企业中占比73.8%的企业有出口业务，10.5%的企业表示会在今后两年内减少对华投资，甚至退出中国市场，该比例较2011年增加了6.1个百分点，这些企业的退出必然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外贸增长前景。
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考验着我们增强外贸内生动力，有效对冲不利冲击的能力和智慧，而开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作为我们予以应对的重要法宝，其重要意义可以从拓展贸易空间、提升贸易效率和参与规则制定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起始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期，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的关键环节，把控整个链条的利润分配关系。这个分工体系已经形成强烈的“锁定效应”，自我强化能力也已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由此构建的产业配套结构很难被推翻，只有通过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才可能在能力转型升级和市场调整替代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国际分工地位，增加贸易投资效益。
其次，促进全方位开放水平，提高贸易投资效率。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这两个对内和对外开放因素相互耦合的结果。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课题组的测算结果统计，2014年东中西部的市场化得分分别为8.4、6.7和4.8，排名前十的地区中只有重庆和安徽处于内陆地区。以外贸依存度衡量的对外开放度则更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相对封闭的状态，2014年，该指数在三地区的计算结果分别为54.15%、11.06%和12.47%，其中开放度最高的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是内陆城市青海的69.4倍。这种非均衡的开放水平严重影响了整体的开放效率，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建立，制约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要打造将沿线国家系结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力图打破中国内地各区域封闭的状态，将欠发达地区的生产优势与东部和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提升外贸投资增长效率。
最后，增强大国影响力，参与全球治理。产能合作仍要以贸易投资为主要实施载体，但更加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原则，且不以短期利益为目标，而以经贸投资合作的长期可持续性为要旨。这种新开辟的大国合作方式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体现大国责任意识的同时，也为中国增强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开辟了新的试验田，是中国通过经济领域进入全球治理和参与规则制定的快速通道，也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际利益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