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推出商品及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以下简称GST）后，邦政府失去了独立的征税权力。各邦仅能通过酒类和燃料两个重要途径获得本邦税收收入，二者不在GST的范围内，因此无需征得印联邦政府批准。酒精和燃料合计占各邦税收收入超三分之一，高于推出GST前的四分之一，酒精在邦税中所占份额比推出GST前增加50%。
当2020年全印度处于疫情封锁下时，印联邦政府背弃GST所承诺的经济收益。带有政治色彩的邦政府均无其他独立手段筹集资源，因此被迫保持酒类商店的营业。邦政府依靠公民的饮酒习惯以应对新冠健康危机，这一悲剧性讽刺是GST的意外后果。
联邦政府和邦政府都征收高额燃油税，因为这份收入无需寻求许可或相互分享。这种央地财政对抗的后果就是牺牲生活在世界上燃油税率最高国家的普通印度人。甚至，出于邦政府财政独立的目的，GST诱导公民对驾车和酗酒的过度依赖。
专家建议，将燃油和酒类纳入GST范围无益于解决各邦日益依赖酒类和燃油税的问题。相反，GST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根源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通过扩大覆盖面或合理化税率来解决GST问题的技术方法将是短视和徒劳的。
从瓦杰帕伊（Vajpayee）政府开始，呼吁推行GST成为政府技术官僚们的灵丹妙药，GST可以解开各邦不同的税收结构，降低运输成本，创造统一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并为印联邦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然而他们忘记了公民不是生活在经济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由政治支配的社会中。
由时任首席经济顾问担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在2015年的GST报告中自豪宣称，GST将有助于“打造一个印度”，并雄辩地阐述了通过削减各邦的财政权力实现中央集权式GST的经济效率优势。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天真的技术官僚对中央集权的支持，扩大“一个印度”架构下的“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以及“一个国家，一次选举”等反联邦主义和反多元主义思想。有观点认为GST在高效且统一的外衣下或无意中为莫迪政府在众多其他领域的中央集权铺平道路，这并非牵强附会。
自GST推出已经过去五年，但印联邦政府承诺的经济收益遥不可及，税收收入反而有所下降。随着资金紧张，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开始发生争执。财政联邦制的困境蔓延至其他地区，如邦长与民选首席部长争执、非印人党执政邦抱怨在疫情期间印联邦政府的不利待遇、总理和首席部长在政府活动中就协议争吵等。征收燃料地方税、强制推行印地语、对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National Eligibility cum Entrance Test Undergraduate，简称NEET）的争议以及邦长拒绝正式批准邦立法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以上问题相互关联，涉及相同的政治领导人和机构。GST破坏了印度更大的联邦结构以及联邦政府与各邦间的信任。合作联邦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契约，而且是一种更广泛的道德规范。
印GST被“补偿保证”这一虚无缥缈的线维系在一起，各邦放弃财政权力以换取有保证的收入。然而，这条松散的线将于六月被剪断，尽管过去几个月GST征收创下纪录，但远不足以克服困扰GST的信任赤字。
解决GST问题需从根本上重置中央与各邦的关系，需要重塑央地间的互信和互相尊重。鉴于印度各邦惊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多样性，GST就任何政府或总理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提议。中央和各邦间的收入保证协议等隐性交易是必要的，但此举不足以支撑GST。既然印度致力于GST道路，那么莫迪政府有责任巧妙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并重新赢回他们的信任，而非生硬地将GST在各邦推进。例如将酒精和燃料纳入GST范围，只会进一步限制各邦的财政主权，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GST骚动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宏观层面上的邦权利政治问题。GST在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和旁遮普邦等邦都遭到公众舆论反对。一味夸大GST的经济利益并不足以说服以上邦的公民接受重组后的GST。
也许可以从另一民主国家——英国身上吸取教训，英国公民反对失去部分主权自由以换取欧洲共同市场的经济收益，但政治资本化致使英国最终脱欧。如果无法尽快重建中央和各邦的互信和联邦结构，印度可能须被迫面对本国的“GST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