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下午，徐林在北大国发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称，“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他指出，为完成该目标，根据测算如果今年GDP增速实现7%，“十三五”期间GDP年均增速必须达到6.523%；如果今年GDP增速为6.9%或6.8%，未来五年年均GDP增速必须分别达到6.543%、6.56%以上。
“6.5%不是目标，是底线，目标应该比6.5%更高一点。”徐林称，“6.6%、 6.7%，还是7%，到底是多少目前并没有定论。我们正在研究测算这个目标，这还要和其他一些目标匹配。”
现场有观众提问称，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见底并未形成共识，如果确定了6.5%的经济增速目标，会不会对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一个枷锁？
对此，徐林表示，“没有那么悲观”，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一些下行压力，但潜力“也还是不小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6.5%到7%之间，“十三五”期间设定6.5%到7%的增速目标，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差距并不大。
徐林称，中国还有很多可释放的增长潜力，中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原因是中国升级的、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现有供给体系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究其缘由，他指出，一些可能是技术能力方面问题，这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力度，进一步来满足；另一些可能是被现行制度制约，服务业领域很多需求被现行的一些不合理管制制度所制约。
徐林举例称，按照中国目前人均7600多美元的年收入水平，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比重本应该在20%左右，但实际上城市大概8%多一点，农村只有4%，跟世界平均规律性支出比例有很大差距。此类消费需求主要还是受到现行过于严格的制度监管和管制的影响，如果通过制度性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中国会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增长潜力。
徐林指出，人口脱贫是“十三五”规划目标的一大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使现有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2014年年底，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2015年可能使一千万人脱贫，“十三五”期间大概有6000万人口需要脱贫。
对于这6000万人人口的脱贫，徐林表示，“十三五”期间将加大公共资源配置，实施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异地搬迁扶贫。但是还存在很多农村“失能人口”，可能还会有一千多万人靠这些措施解决不了。这就要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脱贫，让其在贫困线以上生活，不解决这些人的脱贫问题，小康社会就站不住脚。
徐林表示，另一个短板就生态扶贫问题。过去五年规划里有很多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目标，特别是排污目标，最后评估显示都完成了。但是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空气质量、水质量、土污染情况，食品安全情况，不是改善了，可能还恶化了。
“所以这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目标的提法跟过去不一样，提出要使生态环境质量要有所改善。”他称，目标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必须得到逆转，“十三五”期间必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下更大力气。
徐林表示，为加强生态保护环境保护，中国实行了主体功能区域制度，对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包括海洋都进行了主体功能分工，设定了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同时，通过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强化自然资源的保护，现在正在对全国以县为单位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和预警制度。
徐林表示，本次“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在过去没有专门提过。
“根本问题要解决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形成新的动力机制。”他指出，新动力机制来自两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未来可能会更多侧重于如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等基础性的体制机制改革。
对于如火如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徐林称，“就创新而言，要更好地发挥一个国家精英的作用。”他指出，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激励精英、保护精英。他强调，要有对私人产权好的尊重和保护，激励企业家精神，利于形成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时，徐林称政府应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果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十三五”规划中要好好研究、谋划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徐林指出，另一个方面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实现科技到经济、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这涉及到教育、人力资本，国家创新能力的培育，这不是两三年可以完全解决的，需要有积累的过程。
“但是中国也不需要因此悲观。”他称，中国一年专利注册量达80万，已经是全球第一，当然专利的质量可能有点问题，比如很多专利是论文专利，可能缺乏向生产力转换的基础。但中国正在向前迈进。
徐林表示，“十三五”规划要明确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战略方向是什么，基础研究战略重点的确立，必须结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能力，不能提得太高大上。同时，要建立高效的创新组织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的作用，形成从科研到生产力转换的体制。
